馬華公會：逃離政治與躲避崇高
This article is specially dedicate to all the Malaysian chinese fellow...
This article is specially posted here to express political woes that chinese is facing in Malaysia...
文/潘永強
1917年，胡適自美回國之初，就在文章中反復表明遠離政治，不做官的態度。他曾發願：“二十年不談政治”，只想在思想文藝上替中國政治建築一個革新的基礎。(見《我的歧路》）
可是不出三年，胡適就守不住這個初衷。1920年他與友人不得不發表《爭自由的宣言》，文首第一句話即說：“我們本不願意談實際的政治，但是實際的政治卻沒有一時一刻不來妨害我們。”
胡適作為一個學人，想逃離政治尚且為難。倘若明明是一個政党，而且還是執政陣營的一員，卻時時刻刻逃離政治，就更加令人駭異。
當一個政党選擇逃離政治，拒絕思考的時候，並不代表那些令人厭惡的實際政治已經枯萎，反而說明了這些政党的自我放逐，自甘孤絕。
以下我將試圖說明，為何馬華公會發動“終身學習運動”，是逃離政治的舉動，而本文的談話，將分成兩大部份。第一，是談論馬華公會“逃離政治的政治”，第二是認為馬華公會“把沒有目的當作目的”。
逃離政治的政治
過去在林良實時代，馬華公會予人的感覺，就已經是政治上自我放逐，活在馬來西亞政治以外。經過三年的慘烈党爭後，馬華公會本應展現新的氣象和面貌。然而新 領導層上任一年有余，推出所謂“終身學習運動”，顯示該党依然故我，格局已定。諸種現象說明，當今的馬華公會政治，我將它稱之為一種“逃離政治的政治”。
過去十余年來，馬華公會其實沒有太多值得一書的政績，除了“將教育作政治生意”的拉曼學院／大學計劃以外，馬華當局只能抬出它的民生服務、選區服務來作號 召。可是這樣一來，反而坐實了馬華公會逃離政治的形象，因為當馬華各級議員竟然忘情投入在基層民生服務時，則意味著這個政党已經逐漸喪失現代政党的功能， 而把政治工作“社工化”，將本來需要問政與思考的議員，扭曲為社會工作者。
須知政治與社工是不同範疇的工作，政治是公民參與公共領域內政治過程的行為，而社會工作者只不過是在現行体制下，承擔一些服務性和修補性的工作。如今，馬 華公會令民意代表遠離政治，變身扮演“地方員外”和“街坊福利會總幹事”的角色，對培養和提拔党內有思考力的政治人材、理論人材並無助益。況且，“社工型 議員”並非單純服務，而是有龐大的利益和私慾動機。換言之，馬華公會社工化之後，仍然遠不如某些宗教團体、慈善機構、非政府組織那麼值得尊敬。
誠如理大政治學者Francis Loh 所言，國陣的華裔和印裔領導人 日益置身于國 家(甚至國際)課題的辯論之外。
不只如此，馬華公會也逃避公開討論國陣的回教化政策，或採不介入的態度。它只會批評回教党的回教國，卻不見得用同樣態度批評巫統的回教化政策。為此，陳利威先生在一篇文章中就不得不發出這樣一個疑問：“當回教化席捲馬來西亞時，馬華公會在哪裡？”(見《民間評論》第四輯)
誠如論者所言，新經濟政策下的三十年，政府的大政策己定，馬華公會無能為力，只好倒退扮演好它的“執政党”角色，即在行政和官僚体制內從事日常操作；例如 地方上的官僚協調、華小食堂招標權的糾正、義山追稅的跟進等等──原因則是所謂的“行政偏差”。馬華雖在政府內，但不在政治內、也不在政策內，整体淪為一 部行政修補機器。
事實上，除了備受外人的批評，即使是前馬華公會總會長李三春，也不見得認同這種作風。四年前李三春接受《亞洲周刊》訪問，就清楚表露他對馬華政治路線的不 以為然。他認為：“馬華現在好像沒有給大馬華人一個發展的方向，只重視日常的管理。”(見該刊2000年9月4日-9月10日)所謂日常的管理，就是瑣 碎、零 散、枝 節的民生與党務工作，卻與“政治”漸行漸遠。
事緣在“政治”(politics)的深刻與複雜的涵意中，實包含了三個層面的內容。一是攸關政治制度和体制建構的polity(政体)、二是決策過程和資源分配的policy(政策)、其三才是致力於政治鬥爭和權力攫奪的現實政治(realpolitik)。
客觀而言，在九十年代以前，馬華公會並未似今日這樣遠離政治、遠離主流。早期馬華總會長的社會形象，也比今日高大重要得多。先不說建國初期的陳禎祿爵士， 德高望重，還頗受林連玉敬重；在陳修信時期，馬華總會長依然是國之重臣，舉足輕重。即使到了李三春，馬華總會長也似模似樣，深具政治思考和爆發力。
例如，1982年李三春為了証明馬華不靠馬來選票也能中選，大膽前去芙蓉競選，希望在馬哈迪面前提升馬華地位。即使是最初幾年的林良實，在1980年代末 巫統分裂時，也一度請長假六周，為華社權益向巫統表達不滿(1988年10月)。只是不知何故，後來傳出寶敦金融丑聞，林良實和馬華就從此硬不起來了。往 事如煙，繼起的總會長，總給人一蟹不如一蟹之感。
1990年大選，決定了往後馬華公會逃離政治的結局，當年馬華在華人選民居多的檳州全軍覆沒，國陣在驚濤駭浪中保住檳州政權。選後馬哈迪解除了拉沙里的威脅，重塑執政議程，此時馬華正值頹勢，就不再被視為一股可敬畏的力量。
九十年代起馬哈迪要重新爭取華人支持，但已經不再信任馬華公會，反而一切由自己主動出擊，直接享受讚美。他首先是解去政治化，諸如小開放、先進國宏願、批準堂聯成立、乃至高等教育私營化，整個過程充滿馬哈迪思維的痕跡，馬華只是附庸的政策執行者。
從此，馬華公會的角色日漸被取代，其政治生態也被迫循入一種“逃離政治的政治”。結果馬華公會已經不必再思考政治，反而各級党領袖只是停留在“搞政治”的層次。
由於馬華公會逐漸偏離主流且無力重返政治重心，但是它又不能在華人社會中沒有角色可以扮演，因此選擇了既不會觸怒巫統，又能去政治化的社會民生工程，並借此重建馬華公會的政治合法性。正如有人指出，馬華公會是在政治上“交不到貨”，才想在類似社團的活動中偷渡過關。
因此，在巫統默許下大事張揚發展拉曼學院，到1993年，林良實更宣佈浮羅交怡教育計划，後來還有華社思想興革運動、反跑馬機、反搖頭丸，甚至包括丘比得 媒人配對，以及不知所云的“菜籃運動”。這些泛社會性活動，有的是鬧劇，有的並無太多成效，惟共同之處是：無一與政治、政策、制度有直接關係。
把沒有目的當作目的
馬華公會逃離政治後，表面上忙得不亦樂乎，但無法掩飾這個政党蒼白孤獨的心靈，以及內在精神的懦弱與淺薄。它開始無法分辨“政治”的本質與執政的意義，反 而對“政治”的理解，只剩下如何以權謀、虛偽與矯飾的方式來爭權奪利而已。党爭的表現正好說明一切，在三年的派系纏鬥中竟然毫無理念與政見之爭。基於種種 務虛的舉動，一個瀰漫虛無心態的馬華公會已經形成。
如今逃離政治的馬華公會，早已喪失對政体和政策的介入能力，甚至對現實主流政治的權力分配也無能為力，結果“政治”於它而言，只是進行日常的行政或官僚操 作、爭奪小利私慾，或是在媒體鏡頭面前惺惺做態而已。在這裡，馬華的政治運作就退縮至“管理”的行為；試想當政治學變為管理學之後，境界落差何等巨大。
更甚的是，一旦政党逃離了政治，它還會唆使其他人，作政治上的盲從主義與集体叛離，隨之造成侵害民間社會、驅逐公民政治、排斥族群參與的現象。馬華公會自己不願思考，也打壓別人在思考。近日行動党的曹觀友先生質疑華總的偽善和逃避，就是擊中要害的有力批判。
換言之，馬華公會不只自已逃離政治，不願思考，它也盡可能帶領或影響華人社會逃離政治，同時鼓吹保守落伍的價值意識，令整個華社變成自私、怕事、愚昧、懦弱和偽善的一群，幾乎集体喪失政治思辨能力。
在這裡，我得借用林毓生教授提及的一個名詞，來形容近年來馬華公會的許多行徑，就是“把沒有目的當作目的”（purposelessness for purpose）。馬華公會很多的行為，都是不帶長期目的性，由於格局與結構限制，它已經沒有遠大的理想，也沒有提出政治見解與論述的意願和能力，更絕無 意願從事任何有目的性的政治建設。在心理上，這樣的政党也很缺乏自信，心虛又沒有安全感，一旦被別人刺破假象，就會老羞成怒、暴跳如雷。
在林良實出任總會長的期間，該党可謂“把沒有目的當作目的”發揮得淋漓盡致。我曾寫過一段評論林良實的文字：“……他對許多重大國政議題選擇了不發言、不 介入的遠離迴避，他使馬華公會的政党功能退居為去政治化的社會動員組織。最後，他對政治改革和制度建設毫不在乎、漠不關心，更少見熱情。林良實從未提過令 人印象深刻的政治主張，嚴格說來是沒有主義，也沒有主意的人物……”
這種“沒有目的”的政治行為，套用作家王蒙的說法，就是“躲避崇高”。當馬華公會在政治意識面臨向上突破的阻力後，它就淪入向下墜落的方向，而這一方向意 味著馬華公會在政治論述上的自暴自棄，以及政治行為上的不負責任，諸如收購媒体、打壓言論，皆是例証。“與虛偽說教同行，以為從此就可以躲避一切崇高價 值”。
把“沒有目的當作目的”，導致馬華公會許多言行，不過是一種愚弄社會的務虛姿態，並無真正實效，甚至無心追求實效，充其量只是一種滲透與動員的手法。我們 甚至懷疑，馬華諸公很可能連自己都不相信自己的一些宣傳和主張。諸如思想興革、終身學習云云，試問有多少心清目明的馬華党員，會天真地認為自己的党領袖真 的奉行不渝？否則，何以一邊大言不慚終身學習，一邊不理會白小重開訴求？
自從馬華逃離政治之後，這個政党就日益面臨政党失靈(party failure)的窘 態。當 政党不能發揮有意義的政治功能之後，它首先就面對党員老化和流失的厄運，馬華公會近期憂慮年輕党員的量與質問題，即是預兆。一旦繼續失靈，人們對它的認知 就只是一部官僚化的組織：党內不願思考，只從事一成不變的事務。到最後，當這個政党面對越來越複雜和多元分化的現代社會時，它必無力回應，也不能與之對 話。其結果就是，它與一般民眾所關心的焦點，漸行漸遠，距離擴大。
七十年代初《南洋商報》名主筆李星可，在評議新加坡一党獨大政治時就說過，當政者除了要有“沒有思想的群眾搖旗吶喊”以外，也要接受不同意見的嚴厲批評。馬華在今日的國陣權力結構下，處境是悲涼又無奈，但不能成為不應受批評的理由。
誠如德國前社民党資深領袖Erhard Eppler嘗言：沒有政治其實也是政治，只不 過 是錯誤的政治！如果它在當下体制內不能做事、不願做事，又拒絕改革現狀，我們只好建議由別人取代，換人做做看。
為何終身學習
最後，談一點終身學習。終身學習並不是甚麼有新意的概念，許多進步國家在資源上和制度上都努力創造終身學習的環境。但是，今天在馬來西亞，如果要談終身學習，應該是為自己而學習，萬萬不能被馬華公會牽著鼻子去學習。如今馬華公會談終身學習，我想先提出三點看法：
一、馬華公會有沒有誠意，在公共政策上、國家預算上、資源分配上、制度機制上，創造全民學習的條件？例如普遍設立圖書館、學習中心、無線上網、寬頻服務等等。
二、馬華公會有沒有決心承諾，不再干預媒体、打壓媒体、控制媒体，包括放棄南 洋報業股權，重建媒体競爭制度？沒有言論和資訊自由流通，何以侈言終身學習？
三、馬華公會領導層，有沒有足夠的謙卑和胸襟，聽取不同的批評和建議？馬華公會願不願自己先去學習，而不是急著指導別人怎樣去學習？
黃家定曾經作出豪言：“只要他在任的一天，將致力讓華裔族群在馬來西亞國土上，擁有合理及值得驕傲的地位。”(《星洲日報》，2004年2月11日)對此我們寄以無限祝福和期待，不過請黃家定別忘記，他的任期還剩下七年多一點點。
19-10-2004
3-11-2004修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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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/潘永強
1917年，胡適自美回國之初，就在文章中反復表明遠離政治，不做官的態度。他曾發願：“二十年不談政治”，只想在思想文藝上替中國政治建築一個革新的基礎。(見《我的歧路》）
可是不出三年，胡適就守不住這個初衷。1920年他與友人不得不發表《爭自由的宣言》，文首第一句話即說：“我們本不願意談實際的政治，但是實際的政治卻沒有一時一刻不來妨害我們。”
胡適作為一個學人，想逃離政治尚且為難。倘若明明是一個政党，而且還是執政陣營的一員，卻時時刻刻逃離政治，就更加令人駭異。
當一個政党選擇逃離政治，拒絕思考的時候，並不代表那些令人厭惡的實際政治已經枯萎，反而說明了這些政党的自我放逐，自甘孤絕。
以下我將試圖說明，為何馬華公會發動“終身學習運動”，是逃離政治的舉動，而本文的談話，將分成兩大部份。第一，是談論馬華公會“逃離政治的政治”，第二是認為馬華公會“把沒有目的當作目的”。
逃離政治的政治
過去在林良實時代，馬華公會予人的感覺，就已經是政治上自我放逐，活在馬來西亞政治以外。經過三年的慘烈党爭後，馬華公會本應展現新的氣象和面貌。然而新 領導層上任一年有余，推出所謂“終身學習運動”，顯示該党依然故我，格局已定。諸種現象說明，當今的馬華公會政治，我將它稱之為一種“逃離政治的政治”。
過去十余年來，馬華公會其實沒有太多值得一書的政績，除了“將教育作政治生意”的拉曼學院／大學計劃以外，馬華當局只能抬出它的民生服務、選區服務來作號 召。可是這樣一來，反而坐實了馬華公會逃離政治的形象，因為當馬華各級議員竟然忘情投入在基層民生服務時，則意味著這個政党已經逐漸喪失現代政党的功能， 而把政治工作“社工化”，將本來需要問政與思考的議員，扭曲為社會工作者。
須知政治與社工是不同範疇的工作，政治是公民參與公共領域內政治過程的行為，而社會工作者只不過是在現行体制下，承擔一些服務性和修補性的工作。如今，馬 華公會令民意代表遠離政治，變身扮演“地方員外”和“街坊福利會總幹事”的角色，對培養和提拔党內有思考力的政治人材、理論人材並無助益。況且，“社工型 議員”並非單純服務，而是有龐大的利益和私慾動機。換言之，馬華公會社工化之後，仍然遠不如某些宗教團体、慈善機構、非政府組織那麼值得尊敬。
誠如理大政治學者Francis Loh 所言，國陣的華裔和印裔領導人 日益置身于國 家(甚至國際)課題的辯論之外。
不只如此，馬華公會也逃避公開討論國陣的回教化政策，或採不介入的態度。它只會批評回教党的回教國，卻不見得用同樣態度批評巫統的回教化政策。為此，陳利威先生在一篇文章中就不得不發出這樣一個疑問：“當回教化席捲馬來西亞時，馬華公會在哪裡？”(見《民間評論》第四輯)
誠如論者所言，新經濟政策下的三十年，政府的大政策己定，馬華公會無能為力，只好倒退扮演好它的“執政党”角色，即在行政和官僚体制內從事日常操作；例如 地方上的官僚協調、華小食堂招標權的糾正、義山追稅的跟進等等──原因則是所謂的“行政偏差”。馬華雖在政府內，但不在政治內、也不在政策內，整体淪為一 部行政修補機器。
事實上，除了備受外人的批評，即使是前馬華公會總會長李三春，也不見得認同這種作風。四年前李三春接受《亞洲周刊》訪問，就清楚表露他對馬華政治路線的不 以為然。他認為：“馬華現在好像沒有給大馬華人一個發展的方向，只重視日常的管理。”(見該刊2000年9月4日-9月10日)所謂日常的管理，就是瑣 碎、零 散、枝 節的民生與党務工作，卻與“政治”漸行漸遠。
事緣在“政治”(politics)的深刻與複雜的涵意中，實包含了三個層面的內容。一是攸關政治制度和体制建構的polity(政体)、二是決策過程和資源分配的policy(政策)、其三才是致力於政治鬥爭和權力攫奪的現實政治(realpolitik)。
客觀而言，在九十年代以前，馬華公會並未似今日這樣遠離政治、遠離主流。早期馬華總會長的社會形象，也比今日高大重要得多。先不說建國初期的陳禎祿爵士， 德高望重，還頗受林連玉敬重；在陳修信時期，馬華總會長依然是國之重臣，舉足輕重。即使到了李三春，馬華總會長也似模似樣，深具政治思考和爆發力。
例如，1982年李三春為了証明馬華不靠馬來選票也能中選，大膽前去芙蓉競選，希望在馬哈迪面前提升馬華地位。即使是最初幾年的林良實，在1980年代末 巫統分裂時，也一度請長假六周，為華社權益向巫統表達不滿(1988年10月)。只是不知何故，後來傳出寶敦金融丑聞，林良實和馬華就從此硬不起來了。往 事如煙，繼起的總會長，總給人一蟹不如一蟹之感。
1990年大選，決定了往後馬華公會逃離政治的結局，當年馬華在華人選民居多的檳州全軍覆沒，國陣在驚濤駭浪中保住檳州政權。選後馬哈迪解除了拉沙里的威脅，重塑執政議程，此時馬華正值頹勢，就不再被視為一股可敬畏的力量。
九十年代起馬哈迪要重新爭取華人支持，但已經不再信任馬華公會，反而一切由自己主動出擊，直接享受讚美。他首先是解去政治化，諸如小開放、先進國宏願、批準堂聯成立、乃至高等教育私營化，整個過程充滿馬哈迪思維的痕跡，馬華只是附庸的政策執行者。
從此，馬華公會的角色日漸被取代，其政治生態也被迫循入一種“逃離政治的政治”。結果馬華公會已經不必再思考政治，反而各級党領袖只是停留在“搞政治”的層次。
由於馬華公會逐漸偏離主流且無力重返政治重心，但是它又不能在華人社會中沒有角色可以扮演，因此選擇了既不會觸怒巫統，又能去政治化的社會民生工程，並借此重建馬華公會的政治合法性。正如有人指出，馬華公會是在政治上“交不到貨”，才想在類似社團的活動中偷渡過關。
因此，在巫統默許下大事張揚發展拉曼學院，到1993年，林良實更宣佈浮羅交怡教育計划，後來還有華社思想興革運動、反跑馬機、反搖頭丸，甚至包括丘比得 媒人配對，以及不知所云的“菜籃運動”。這些泛社會性活動，有的是鬧劇，有的並無太多成效，惟共同之處是：無一與政治、政策、制度有直接關係。
把沒有目的當作目的
馬華公會逃離政治後，表面上忙得不亦樂乎，但無法掩飾這個政党蒼白孤獨的心靈，以及內在精神的懦弱與淺薄。它開始無法分辨“政治”的本質與執政的意義，反 而對“政治”的理解，只剩下如何以權謀、虛偽與矯飾的方式來爭權奪利而已。党爭的表現正好說明一切，在三年的派系纏鬥中竟然毫無理念與政見之爭。基於種種 務虛的舉動，一個瀰漫虛無心態的馬華公會已經形成。
如今逃離政治的馬華公會，早已喪失對政体和政策的介入能力，甚至對現實主流政治的權力分配也無能為力，結果“政治”於它而言，只是進行日常的行政或官僚操 作、爭奪小利私慾，或是在媒體鏡頭面前惺惺做態而已。在這裡，馬華的政治運作就退縮至“管理”的行為；試想當政治學變為管理學之後，境界落差何等巨大。
更甚的是，一旦政党逃離了政治，它還會唆使其他人，作政治上的盲從主義與集体叛離，隨之造成侵害民間社會、驅逐公民政治、排斥族群參與的現象。馬華公會自己不願思考，也打壓別人在思考。近日行動党的曹觀友先生質疑華總的偽善和逃避，就是擊中要害的有力批判。
換言之，馬華公會不只自已逃離政治，不願思考，它也盡可能帶領或影響華人社會逃離政治，同時鼓吹保守落伍的價值意識，令整個華社變成自私、怕事、愚昧、懦弱和偽善的一群，幾乎集体喪失政治思辨能力。
在這裡，我得借用林毓生教授提及的一個名詞，來形容近年來馬華公會的許多行徑，就是“把沒有目的當作目的”（purposelessness for purpose）。馬華公會很多的行為，都是不帶長期目的性，由於格局與結構限制，它已經沒有遠大的理想，也沒有提出政治見解與論述的意願和能力，更絕無 意願從事任何有目的性的政治建設。在心理上，這樣的政党也很缺乏自信，心虛又沒有安全感，一旦被別人刺破假象，就會老羞成怒、暴跳如雷。
在林良實出任總會長的期間，該党可謂“把沒有目的當作目的”發揮得淋漓盡致。我曾寫過一段評論林良實的文字：“……他對許多重大國政議題選擇了不發言、不 介入的遠離迴避，他使馬華公會的政党功能退居為去政治化的社會動員組織。最後，他對政治改革和制度建設毫不在乎、漠不關心，更少見熱情。林良實從未提過令 人印象深刻的政治主張，嚴格說來是沒有主義，也沒有主意的人物……”
這種“沒有目的”的政治行為，套用作家王蒙的說法，就是“躲避崇高”。當馬華公會在政治意識面臨向上突破的阻力後，它就淪入向下墜落的方向，而這一方向意 味著馬華公會在政治論述上的自暴自棄，以及政治行為上的不負責任，諸如收購媒体、打壓言論，皆是例証。“與虛偽說教同行，以為從此就可以躲避一切崇高價 值”。
把“沒有目的當作目的”，導致馬華公會許多言行，不過是一種愚弄社會的務虛姿態，並無真正實效，甚至無心追求實效，充其量只是一種滲透與動員的手法。我們 甚至懷疑，馬華諸公很可能連自己都不相信自己的一些宣傳和主張。諸如思想興革、終身學習云云，試問有多少心清目明的馬華党員，會天真地認為自己的党領袖真 的奉行不渝？否則，何以一邊大言不慚終身學習，一邊不理會白小重開訴求？
自從馬華逃離政治之後，這個政党就日益面臨政党失靈(party failure)的窘 態。當 政党不能發揮有意義的政治功能之後，它首先就面對党員老化和流失的厄運，馬華公會近期憂慮年輕党員的量與質問題，即是預兆。一旦繼續失靈，人們對它的認知 就只是一部官僚化的組織：党內不願思考，只從事一成不變的事務。到最後，當這個政党面對越來越複雜和多元分化的現代社會時，它必無力回應，也不能與之對 話。其結果就是，它與一般民眾所關心的焦點，漸行漸遠，距離擴大。
七十年代初《南洋商報》名主筆李星可，在評議新加坡一党獨大政治時就說過，當政者除了要有“沒有思想的群眾搖旗吶喊”以外，也要接受不同意見的嚴厲批評。馬華在今日的國陣權力結構下，處境是悲涼又無奈，但不能成為不應受批評的理由。
誠如德國前社民党資深領袖Erhard Eppler嘗言：沒有政治其實也是政治，只不 過 是錯誤的政治！如果它在當下体制內不能做事、不願做事，又拒絕改革現狀，我們只好建議由別人取代，換人做做看。
為何終身學習
最後，談一點終身學習。終身學習並不是甚麼有新意的概念，許多進步國家在資源上和制度上都努力創造終身學習的環境。但是，今天在馬來西亞，如果要談終身學習，應該是為自己而學習，萬萬不能被馬華公會牽著鼻子去學習。如今馬華公會談終身學習，我想先提出三點看法：
一、馬華公會有沒有誠意，在公共政策上、國家預算上、資源分配上、制度機制上，創造全民學習的條件？例如普遍設立圖書館、學習中心、無線上網、寬頻服務等等。
二、馬華公會有沒有決心承諾，不再干預媒体、打壓媒体、控制媒体，包括放棄南 洋報業股權，重建媒体競爭制度？沒有言論和資訊自由流通，何以侈言終身學習？
三、馬華公會領導層，有沒有足夠的謙卑和胸襟，聽取不同的批評和建議？馬華公會願不願自己先去學習，而不是急著指導別人怎樣去學習？
黃家定曾經作出豪言：“只要他在任的一天，將致力讓華裔族群在馬來西亞國土上，擁有合理及值得驕傲的地位。”(《星洲日報》，2004年2月11日)對此我們寄以無限祝福和期待，不過請黃家定別忘記，他的任期還剩下七年多一點點。
19-10-200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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